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 周子超
“呔商”泛指以河北省乐亭人为代表、活跃在东北地区的商人群体。近代以来，呔商建立了横跨中国东北、华北和日本、俄国的东北亚商业网络，对同样来自乐亭县的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的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在呔商大力的资金支持和宽阔的国际视野的滋养下，乐亭本地的文化教育事业进一步发展，为李大钊的早期教育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促进了李大钊道德人格和具有强烈反帝反封建色彩的近代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当李大钊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后，呔商又为李大钊的革命事业提供资金、人力和其它多方面的支持。另一方面，李大钊等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强烈的革新精神和“劳工神圣”观念对呔商提高经济思想境界，改革旧商业、建立新商业，完成从传统商人向现代商人的转变作出了重要贡献。
呔商；东北亚商业网络；李大钊；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传播
2009年10月28日，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李大钊同志率先在中国介绍、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是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播火者”，“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①。
作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研究一直是中共党史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领域，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李大钊生平和思想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其中，有不少研究聚焦于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②，试图回答为什么李大钊会成为最早一批在中国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为什么是李大钊最先认识到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并成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等重要命题。这类研究多是从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社会思潮的变化等宏观视角研究李大钊的思想转变，而从李大钊的成长经历等微观视角切入的，也多是关注他在日本求学以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经历，鲜少有从李大钊的故乡背景，尤其是当地的商业、商帮文化背景这一视角来分析他的思想的形成。
作者简介： 周建波，男，山东莱阳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魏领昊，男，宁夏银川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周子超，男，山东莱阳人，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项目课题： 本文是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和北大李大钊研究会支持的《呔商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同文书院经济调查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批准号：20&ZD066）的支持。
①习近平：《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9年10月29日，第2版。
②参见沙健孙：《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与北大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王南湜：《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内在张力的意识及其意蕴》，《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陈桂香：《“问题与主义”论争与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之确立》，《东岳论丛》2011年第9期；韩一德，李帆：《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略论李大钊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娟娟，吴汉全：《传播、创新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以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本解读为中心》，《河北学刊》2022年第6期；刁世存：《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3期。
目前所看到的文献里，只有赵书昭的《故乡文化对李大钊道德人格形成的重要影响》（《唐山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提到过呔商，但一则谈的较少，二则更多地局限于呔商精神对李大钊生活简朴，乐观坚韧、“零起点”革命的影响。莫里斯·迈斯纳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介绍了李大钊的早年经历①，但基本没提到呔商对李大钊的影响。
正如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所说过的，“一个哲学家的思想，与其人的体质、人格、教育、环境及一般的经验均有关系。苟欲澈知其人思想的由来，必须就其人的气质、品性、家系、血统乃至亲缘、师友，一一加以考察” ②，李大钊在故乡河北省乐亭县的成长经历对他人格的塑造和价值观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他的志在改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绕不开这一时期的影响。
我们认为，除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思潮的变化等宏观方面的原因外，乐亭独特的文化特色、祖父对他的养育、早年所接受的教育等因素，对李大钊强烈的反帝反封建色彩的近代爱国主义思想（区别于以忠君爱国为特征的传统爱国主义）的形成、深厚学术素养的养成有明显的助推作用，并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奠定了良好基础。这些因素的背后，绕不开乐亭老呔商人，亦称“呔商”这一群体的作用。无论是以“冀东文艺三支花”为代表的乐亭民俗文化的形成还是当地学校教育的繁荣，都离不开呔商的大力支持。尤其呔商所建立的中国东北、华北、俄罗斯、日本商业网络，对李大钊走上新文化运动领袖和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先驱的道路功不可没。而李大钊祖父李如珍的呔商身份，以及呔商在李大钊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后对他的多方面的支持，则使呔商与李大钊的联系更加紧密。反过来，李大钊也将新文化运动强烈的革新精神，以及“劳工神圣”的观念注入到呔商的经商之中③，推动了呔商经营理念的提升，对其革新旧商业、建立新商业，完成从传统商人到现代工商业者的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研究李大钊与呔商的关系，对于当下探讨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学说，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深远现实意义。本文一方面探析呔商群体对于李大钊近代爱国主义精神的形成、对李大钊革命事业的支持等所起到的助推作用，另一方面探析李大钊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精神和“劳工神圣”观念对呔商经营思想境界提高，完成从传统商人到现代工商业者的转变中的作用。因此，这是一篇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结合的文章，既探讨社会经济发展，尤其区域经济发展对李大钊近代爱国主义思想形成的作用，同时也探讨李大钊具有强烈革新精神的近代爱国主义思想对呔商从传统商人到现代工商业者转变中的作用。
一、呔商、燕赵文化传播与李大钊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
李大钊（1889-1927）生于乐亭县大黑坨村。根据李大钊祖茔的碑文记载：“始祖以明永乐二年奉诏移此，卜筑此乡” ④。到李大钊这一辈，其家族从外地迁至大黑坨村已有近五百年的历史。“悲歌慷慨”、“好气任侠”的燕赵文化与乐亭当地“急公好义，士守廉隅，民勤操作”的民风民俗⑤，对李大钊早期爱国主义精神的形成、培养具有重要的影响。
①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共党史出版社, 1989年，第5-6页.
②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35页。
③1915年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是以鲜明的反传统形式出现的。其口号是：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压迫，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一战结束后，蔡元培又于1918年11月16日在天安门集会上提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认为“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从此劳工群体进入公共话语空间。
④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秦皇岛市委党史研究室合编：《李大钊与故乡》，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1页。
⑤乐亭县档案局点校：《明清乐亭县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63页。
而燕赵文化在乐亭传播的重要载体除了文章典籍外，便是被称为“冀东文艺三支花”的乐亭皮影、乐亭大鼓、莲花落子（评剧前身）等民俗文化，它在清朝中期正式形成①，对缺少文墨的广 大民众的影响很大，是李大钊童年、少年时代接受燕赵文化影响的重要途径。 （一）呔商、东北亚经营网络与李大钊的成长
众所周知，李大钊一生的事业受益于日本和俄国两个国家。正是在日本，李大钊受到了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为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奠定了基础。正是从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中，李大钊最先认识到十月革命的意义——依靠最广大的庶民，取得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胜利，为此他不仅热情讴歌之，更积极实践之，直至成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之所以与这两个国家产生联系，除了它们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相比于当时的中国更先进外，更重要的是呔商所建立起来的中国东北、华北、俄罗斯、日本等东北亚商业网络的作用。呔商在东北地区经商与俄国、日本等联系密切，许多人懂俄语、日语并到这两个国家进货和进行商业考察，这对乐亭民众和当地文化有很大的影响，不仅促使他们关心天下大事，有浓厚的家国情怀，同时也使得他们对日本、俄国这两个国家发生的事情更敏感，更渴望了解，毕竟这关系到当地千家万户的事业和生活。进入20世纪后，受到晚清新政和民初政权鼎革的影响，许多呔商后裔到日本留学，李大钊便是其中的一员，并在日本接受了初步但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因此，不了解呔商在东北的奋斗史以及所建立起来的中国东北、华北、俄罗斯、日本等东北亚商业网络，就不会深刻理解李大钊的成长。
“呔商”即老呔商人的简称。相传“老呔”一词为河北乐亭当地方言称“乐亭”的谐音，指与东北接壤的冀东地区以乐亭县境域为核心，包括附近的滦县（今滦州市）、昌黎县等地陆续出走到东北地区闯荡的商人群体。正如晋商在清初走西口在蒙古发迹一样，呔商则是清中叶后，尤其晚清东北开禁后在东北发迹的，并将产品采购和销售的市场扩大至关内的华北、华东和日本、俄国、欧美等地。因此，呔商并非仅指在东北经商的乐亭籍和周边各县人士，也包括在关内外、甚至俄国、日本、欧美等地从事商业活动的乐亭籍和周围各县人士，是近代乐亭及其周边各县所有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士的泛称。
呔商兴起于乾隆以降人口剧增推动下的东北开禁。与山东、河南等地因为缺地无地而纷纷到东北开荒的农民不同，以乐亭为核心的老呔商人则利用东北开垦对农具、棉花的需要、内地对粮食的需要，深入东北腹地做买卖。孔经纬指出，“‘关里人’闯关东的主体是农业移民，工商移民居次。其农业移民以来自山东者占绝大多数，次属其他省份，包括河北、河南等地。其工商移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则以出身河北者居多数，次属其他省份，包括山东、河南、山地等地。”②，而在出身河北的工商移民中，又以来自乐亭及其附近的昌黎、滦县等最为有名，习称老呔商人。在铁路未兴起之前，他们广泛地分布于东北地区靠近水运码头、陆运驿站等交通便利、商业繁华之处，这是呔商的传统商人阶段，代表人物有刘新亭、张希孔等。铁路兴起之后，又纷纷靠近铁路沿线的各大中城市，这是呔商从传统商业向现代商业，从传统商人向现代商人转变的时期，代表人物有武百祥、孙秀三、杨焕亭、张怀禹等。
乐亭老呔商人所以有这种浓厚的商业细胞，是与明朝为供应长城边关军需粮秣而大力开展河海联通的漕运分不开的。当时，明政府在永平、卢龙、兴城、山海关一带大量驻兵，整修长城，最多时有20万军队。大量粮草辎重先抵天津，然后通过海运送到乐亭海口，再通过滦河水运送达长城边塞，由此造就了乐亭海运、河运码头的发达，兴起了许多码头市镇，比如汤家河（明朝及之前称“银夯柳”）、汀流河、马头营等。清军入关后，长城内外一统，渤海湾北岸失去海防意义，繁荣一时的渤海湾“津乐海运”遂告中断，
①《呔商之路》编写组编：《呔商之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4页。
②《呔商之路》编写组编：《呔商之路·代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页。
但康雍乾时期，为营建以承德为陪都的大规模工程建设，渤海湾海运、滦河水运联通的漕运再度兴起，再加上承德承担着拱卫京师，安定蒙古和东北的军事重任，是热河都统的治府，驻兵数万，为供应军需粮秣，遂造成了河海联运的持续繁荣，也推动了乐亭商品经济的发达和商业氛围的浓厚。围绕滦河水运和乐亭海口的众多码头就是推动乐亭商品经济发展的市集，由此吸引了许多的乐亭民众从事非农产业之外的其他谋生方式——务工或经商。比如，乐亭第一批闯关东的佼佼者刘新亭就来自汀流河码头一带，张希孔则来自汤家河市集一带。 乾隆以降因人口激增所导致的东北部分开禁，即遇有饥荒，即允准关内饥民到东北“借地就食”①，这让乐亭民众看到了新的商业机会。随着刘新亭、张希孔等少量闯关东成功案例的出现，大量乐亭人涌向东北。而咸丰十年（1860年），清政府为防范沙俄入侵实行“移民实边”政策，从此东北正式开禁，由此形成了晚清乐亭人闯关东的第一次高潮，最终形成了蜚声一时的商帮团体——呔商。这是晚清民国时期于东北地区广泛活跃的一股商业力量，对于近代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呔商在民国时期达到了一个发展的高峰。据调查，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乐亭全县几乎村村有人驻东北做生意。民国时期乐亭县及东三省各地历史档案显示，乐亭人在黑龙江省经商的地域为77个县市，在辽宁省经商的地域为52个县市，在吉林省经商的地域为50个县市。按当时行政区划，东三省70%的县市都有乐亭人经商②。“老呔帮”曾一度开起了东三省最大的大车店、最大的同记商场，最大的民营现代金融机构益发银行，在东北黑土地上演绎了“无商不乐亭”的传奇。
进入20世纪后，呔商一方面受到俄国、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生产方式和管理、制度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受到陈独秀、李大钊等发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强烈的革新精神，以及“劳工神圣”观念的影响，以武百祥为代表，举起了改革旧商业、建立新商业的大旗。亦即，在生产方式上从手工生产走上机器生产，在企业制度上从独资或合伙商号走向股份有限公司，并极为关注工人经济待遇的提高和精神生活的提升，最终完成了从传统商业向现代工商业，从传统商人向现代工商业者的转变。
在呔商身上，体现出了中国传统商人所具有的浓厚的家国情怀、顺势而为、重义守信、勇于担当等优秀品质，它们如“润物细无声，随风潜入夜”般影响着李大钊的成长，从而确立了为国家民族的进步不惜牺牲的坚定志向。这些都会在后文详细介绍。
如前所述，呔商在东北地区既受到日本、俄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生产方式、科学技术和管理方式的影响，这构成了呔商从传统商业向现代商业转变的强大拉动力；同时又受到拥有政治、经济特权的日俄，尤其日本帝国主义列强压榨，这又构成了严重阻碍甚至扼杀呔商发展的强大力量。因此，呔商身上有浓厚的民族主义思想。如“五卅”惨案后，武百祥与哈尔滨青年会支持上海的工人罢工斗争；九一八事变后，他不顾个人和家庭安危，挥笔写就《倭奴寇我东北》的告全市同胞书，以慷慨激昂的文词激发大家的爱国斗志；抗美援朝中，他以“同记”名义带头捐献了足以购置一架飞机的巨款。
在改革旧商业、建立新商业的过程中，呔商更将顺势而为、勇于担当的精神发挥到淋漓尽致。武百祥不仅提出了“随时代以相演进”的口号③，更以辛亥革命后政治鼎革，
①例如，乾隆八年（1743）、九年（1744）都有朝廷主动放流民至关外佣工就食的记载，此后更屡屡推出借地养民、招民垦种的诏令。参见：《清高宗实录》卷195，乾隆八年六月丁丑，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册第508页；《清高宗实录》卷208，乾隆九年正月壬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册第685页。
②《呔商之路》编写组编：《呔商之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页。
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部：《黑龙江省文史资料 第26辑 武百祥与同记》，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37页。
剪辫易服放足成为社会时尚为契机，毅然采用机器生产现代服装鞋帽，并借鉴俄国洋行，大力发展百货零售业。当面对中东铁路开通后益发合大车店连年亏损的局面，时年（1918年）26岁的财东刘毅侯决心启用年轻掌柜孙秀三，而辞退仍停留在传统的水运、马车陆运经营模式基础上的老掌柜韩杏林。面对族人的狐疑，他坚定地表示，“如果孙秀三失败了，我宁可去教书糊口。①”正是因为刘毅侯始终倚重和信任孙秀三，这才有了益发合后来的飞速发展，亦使刘家保住了“京东第一家”的位置和名声。如果说武百祥领导的同记是白手起家，抓住中东铁路开通后哈尔滨大发展以及辛亥革命后政治鼎革、剪发易服放足的机会，弯道超车，从一处扯小门脸做买卖的普通商人一举登上新商业之巅的话，那么孙秀三领导下的益发合则好比一艘航空母舰，凭借“随时代以相演进”的创新精神和高超的商业本领，闯过了一个又一个惊涛骇浪，最终艰难地完成了传统商业向现代商业的转变。 至于呔商的谋略得当、取利有道、以文理商等其他精神内涵也对李大钊的思想文化观的形成发生重要作用，使其对中外文化不致采取绝对否定、绝对肯定态度，而是持吸收融合立场。正如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所说的，“李大钊对传统世界观和现代西方观念的对抗，并没有表现出像陈独秀那种明显的态度。”②当然，在李大钊看来，坚定地以西学（五四运动后转到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学是第一位的，以中学弥补西学是第二位的，从而为坚定不移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并进一步使之本土化打下了基础。
综上，在东北发迹的呔商除了通过反哺家乡，通过投资教育和民俗文化的方式影响李大钊的成长外，还以其所建立的中国东北、华北和俄国、日本等东北亚商业网络，以及家国情怀、顺势而为、重义守信、勇于担当等优秀品质，对李大钊激烈的反帝反封建的近代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和最终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都会在后文详细介绍。
（二）呔商、冀东文艺三支花与李大钊近代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
呔商心怀桑梓，不仅以其雄厚的资金实力在乐亭兴办了许多私塾和新式学校，支持了李大钊的早期正规教育，更以其对民俗文化——乐亭皮影、大鼓和莲花落子的巨大投入和宽阔的国际视野，支持了慷慨悲歌、急公好义的燕赵文化的传播，并“随时代以相演进”，将其和欧美近代文明结合起来，对李大钊顺乎世界潮流、具有强烈反帝反封建色彩的近代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培育起到了重要作用，显然这是很区别于具有强烈忠君爱国色彩的传统爱国主义的。
清中叶之后，随着老呔商人在东北的发迹，乐亭县经济状况得到改善，由此开始了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而众多钟情艺术、精通韵律的文人雅士，诸如举人高可亭、史梦兰，秀才刘子桐、高述尧、刘香久、陈继昌等的参与，则深化了当地民间艺术的精神内涵，提高了民俗文化的品位和社会影响力。如，出自“京东第一才子”史梦兰笔下的《黑驴告状》、《朱买臣休妻》、《鞭打芦花》、《金山寺》等，均成皮影、大鼓脚本之经典。这些书词、影卷，以历史人物为题材，激浊扬清，“提倡爱国好思想，鞭笞卖国馋余殃”，将燕赵“悲歌慷慨”、“急公好义”的文化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这同江南地方戏曲更多地演绎“才子佳人”风花雪月的爱情故事，无疑有着明显的区别，深受当地民众的喜爱，起到了积极的社会教化作用。《乐亭县志》记载，“逢令节及喜庆事，演唱影戏，俗称乐亭影。……男女聚观，发人深省，劝善惩恶，补救社会之力极大。”
①李荣亭：《故园随笔》，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第137页。
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乐亭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乐亭县文教局编：《乐亭文史第5辑 乐亭皮影》， 1990年：第3页。
以乐亭皮影为例。根据乐亭政协文史委员会和乐亭县文教局的统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乐亭境内知名的影班就达八十多个①。此外，还有一些乡民自发组织的业余影班，在农闲时候自娱自乐。乐亭皮影能够发展如此迅速，首先离不开发达的商品经济推动下的当地教育、文化的繁荣。识字能力是培养皮影艺人的首要条件，皮影剧本的撰写则对于皮影艺人的文学水平、鉴赏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乐亭发达的商品经济支持了教育的发展。根据《乐亭县志》记载，到民国时“乐亭县私塾遍布城乡各地，达252处之多。”②晚清新政以来，呔商大力兴办新式教育，这在提高了乐亭民众文化水平的同时，更培养了乐亭民众放眼全球、追求现代文明的国际视野。 其次，离不开财大气粗的呔商对乐亭皮影的大力投入。随着乐亭皮影在关内外影响的扩大，不少呔商直接参与到了皮影戏生产和传播中去。以汤家河张家、汀流河刘家、庙上崔家和大港史家为代表的呔商和宦官世家，均有组建影班、培养皮影艺人的历史。
出自呔商世家的张玉相所创办的戏班名为中兴堂班，创办于光绪中期。张玉相曾花费重金充实班底，招募著名的皮影艺人，以备自家享受。逢年过节和农闲之时，中兴堂班会在张家外宅演出，供村民和张家长工、仆人观看。张玉相本人善于音律，并兴起了以扬琴作为伴奏乐器的新型配乐方式③。虽然中兴堂班属于供张家内部享用的班社，外出演出并不多，但由于班底水平较高，为乐亭皮影培养了许多优秀艺人，加之张玉相对影戏伴奏的改革，为乐亭皮影的改革与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号称“京东第一家”的汀流河刘家所创立的京东刘家班，始建于晚清，是由艺人掌办，借刘家势力而建立的班社。刘家班由刘家庆合堂刘应聘、合德堂刘绂青支持开办，并分为庆合堂班、合德堂班两个班社，因此也被称为“老二合班”。与中兴堂班不同，刘家并不实际参与影班的运营，只是负责提供影箱帐篷和支借压班费，艺人则利用刘家的班的声望，往返于关内外进行演出，既免遭官衙和地痞流氓的干扰，又利用刘家在东北的巨大影响扩大了市场。
崔家、史家作为乐亭当地的官宦之家，发迹远在呔商东北兴起之前。清朝中叶呔商东北兴起后，大量的资金汇到乐亭，提高了当地民众的购买力，更加促进了崔家、史家财富的增长，并推动他们积极投入到作为精神产品的乐亭皮影、乐亭大鼓、莲花落子等生产中去。例如，崔家、史家早在道咸年间就创办了名扬后世的崔家班和翠荫堂班。此外，乐亭还有较为著名的杨寡妇班、三义堂班、张泽国班等，均是乐亭境内著名的皮影戏班。
乐亭民俗文化的繁荣，对慷慨激昂、急公好义的燕赵文化的弘扬，是李大钊童年、少年时期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路径,对其人格的塑造和近代爱国主义精神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1907-1913年，李大钊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期间，将自己的住所取名为“筑声剑影楼”。“筑声”出自于战国末期燕国义士高渐离于筑内暗藏铅块试图刺杀秦始皇的典故，“剑影”则出自于燕国义士荆轲刺秦王的典故。李大钊在“筑声剑影楼”写下了多篇悲壮的爱国主义诗文④，彰显出他身上所继承的燕赵豪杰的英雄气概。
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乐亭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乐亭县文教局编：《乐亭文史第5辑 乐亭皮影》， 1990年：第48页。
②乐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乐亭县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534页。
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乐亭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乐亭县文教局编：《乐亭文史第5辑 乐亭皮影》， 1990年：第35页。
④根据《李大钊全集》一至五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所收录的李大钊诗文中，有标注为“筑声剑影楼纪丛”的文稿两篇，标注为“筑声剑影楼诗”五首，标注为“筑声剑影楼剩稿”的诗两首，均发表于《言治》月刊。
其中，《筑声剑影楼纪丛·朱舜水①之海天鸿爪》、《筑声剑影楼纪丛·东瀛人士关于朱舜水事迹之争讼》是李大钊为朱舜水所写的传记，赞扬朱舜水在反清复明事业失败后，为保全民族气节，毅然辞别故国，远走他乡的忠烈精神②。 不过，在经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后，李大钊身上体现出来的忧国忧民的燕赵精神，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忠君爱国的爱国主义范畴，而上升为热爱国家和人民，对传统中国进行根本改造的反帝反封建的近代爱国主义道路。1919年五四运动后，更进一步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为受压迫的广大底层民众谋利益的无产阶级爱国主义道路。
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李大钊还亲自参与到乐亭民俗文化的创作中去，由此将新文化运动激进的反帝反封建精神渗透其中。根据李大钊长子李葆华回忆，李大钊生前喜爱音乐和美术。1919年，李大钊曾为皮影艺人孙兆祥写作了一部赞扬反帝国主义侵略的皮影戏——《安重根刺伊藤博文》，歌颂朝鲜义士安重根不畏强权，为民族独立而刺杀朝鲜统监伊藤博文的故事③，弘扬了反对帝国主义压迫，要求民族独立的爱国主义精神。当时正在翠荫堂影班当掌班的孙兆祥，主持把《安重根刺伊藤博文》搬上了影窗，公演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李大钊与评剧艺人成兆才交好。受李大钊和新文化运动精神的影响，成兆才一方面将李大钊编写的皮影卷《安重根刺伊藤博文》改编为平腔梆子戏，另一方面完成了《杨三姐告状》这一猛烈抨击封建官僚主义的剧目，深受民众欢迎④。而李大钊在1919年发表的《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工人不如骡马》一文中，也表达出希望煤矿工人们能够有一些高尚的娱乐方法⑤。“因为他们（指煤矿工人）太无知识，所以除嫖赌酒肉外，不知道有比较的稍微高尚的娱乐方法，可以慰安他们的劳苦，也靡有供他们别样娱乐的设备。”⑥这反映了李大钊对受压迫的底层民众的关心，这也是这一时期李大钊在家乡致力于兴办新式教育，反对女该缠足的原因。
综上，李大钊具有强烈反帝反封建色彩的近代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受到“悲歌慷慨，好气任侠”的燕赵文化的深刻影响。正如李大钊在《“今”》一文中所展现的人生观：“人生本务，在随实在之进行，为后人造大功德，供永远的‘我’享受，扩张，传袭，至无穷极”⑦。这种不计个人得失，甘愿为民族之事业奉献一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正是以燕赵文化为基底的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体现，而慷慨悲歌、急公好义的燕赵文化之所以能广泛传播并对李大钊的成长产生深远影响，则与呔商大力支持的“冀东三枝花”的广泛传播分不开，由此可见呔商对李大钊成长的重要作用。
①朱舜水（1600－1682年），原名朱之瑜，字楚屿，又作鲁屿，明末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贡生出身。因在明末和南明曾三次被皇帝特征，未就，人称征君，是明末著名学者、教育家。清军南下江南后，朱舜水积极从事抗清斗争，先是追随隅居舟山的鲁王，后来又参加抗清名将郑成功、张煌言的北伐。明永历十三年（1659年），朱舜水看到清政权日趋坚固，复明无望，为了保全民族气节，毅然辞别国土，弃离故乡，流亡日本。他寄寓日本二十多年，仍着明朝衣冠，追念故国。
②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20、24-27页。
③中共河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审委员会编：《李大钊在河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页。
④徐兴信：《乐亭散记》，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年，第190页。
⑤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5-316页。
⑥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5-316页。
⑦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4页。
而李大钊也将新文化运动激进的反帝反封建精神注入到“冀东文艺三支花”的创作中去，推动了燕赵文化的现代化改造，使燕赵文化的忧国忧民精神提升到反 帝反封建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境界。 二、呔商投资教育与李大钊深厚学术素养的养成
（一）呔商推动下的乐亭开放包容环境与李大钊成长
乐亭县一直有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素有“文化县”之称①。清中叶前主要受到建立在滦河水运、渤海湾海运基础上的发达的商品经济的支持，清中叶后则受到在东北发迹的呔商的更加大力的支持。呔商不仅为乐亭带来了物质财富，更拓宽了乐亭民众的视野，使他们得以了解国际时事，以及日本、俄国先进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营方式、科学技术以及现代思想，这使得僻处一隅的乐亭在思想文化上并不闭塞，一些新学的知识开始在乐亭传播。
同时，商业经济的发达所推动下的当地文化教育的繁荣，还使得乐亭文风鼎盛，科举取士在外做官的人数远超周围县域。光绪《乐亭县志》中记载，清咸丰以来，“文教日兴，人才蔚起，春闱至一榜得二人，秋闱至一榜得五七人，科岁两试，取优等拔郡庠者，亦较他郡为多。”②以这些官人、文人为媒介，乐亭对国家大事、社会风尚消息灵通，成为文化、思想开化之县区。比如，童年时的李大钊即受到曾任翰林院庶吉士的乐亭籍官员葛养田（字毓芝）的影响。葛养田是戊戌变法的拥护者，是李大钊家乡大黑砣村谷宗海的表弟，每自京返里，常到谷宗海家探望，而谷宗海也常邀同在东北经商、见多识广且有“从九品”官衔的李大钊的祖父李如珍作陪，李如珍则拉着在谷宗海所办学馆（1896-1898年）读过书的孙子李大钊来长见识，由此使李大钊得以了解不少京师、国家乃至国际发生的大事，具有接触新思潮的条件，同时还阅读过一些颇为新潮的书籍③。这或许可以从1898年李大钊的九岁墨迹中略见一斑。
胡京春在《新发现的李大钊九岁墨迹》一文中指出，他于书法家林恒非家中发现李大钊1898年“戊戌维新”运动期间所书录的《重译富国策》墨迹共68页，约1.3万字，主要包括该书的序言、卷一以及卷二的部分内容。经过相关专家及李大钊亲属的鉴定，确定这为李大钊本人的墨迹及印章④。《重译富国策》是陈炽对英国经济学家亨瑞·福赛特（HenryFawcett）所著《政治经济学提要（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⑤一书的重译，是最早将西方经济学理论系统传入中国的书籍⑥，并于1896-1897年分卷在《时务报》上进行连载刊登。李大钊所以能得到这本书，据说是“李如珍的故交、当时的翰林院庶吉士葛养田带来借给他的。” ⑦虽然目前学界对于李大钊的这本墨迹是否为九岁所为，亦或是否李大钊本人所为，仍持怀疑态度。但不应否认的是，乐亭当地重视教育，开放包容；呔商人数众多，与外界交流频繁；乐亭距离当时的政治中心北京、天津较近，具有获取时政信息的地理优势。综合来看，李大钊在乐亭期间便具有接触新潮思想的客观条件。
①乐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乐亭县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533页。
②乐亭县档案局点校：《明清乐亭县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63页。
③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秦皇岛市委党史研究室合编：《李大钊与故乡》，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51页。
④胡京春：《新发现的李大钊九岁墨迹》，《文物天地》1987年第2期。
⑤该书于1880年由丁韪良和汪凤藻合译并出版，原中译版书名为《富国策》。
⑥傅德元：《<富国策>的翻译与西方经济学在华的早期传播》，《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2期。
⑦王艳萍：《李大钊与唐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0页。
况且李大钊的塾师赵辉斗、黄玉堂都在国子监读过书，尤其黄玉堂先生常在课堂上评论时政，对太平天国革命、戊戌变法以及当时推行的晚清新政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师长们有所议、有所动，学生必有所闻，有所思。这告诉我们，李大钊在1905年废科举前的就读私塾期间，不仅接受了系统的中国传统国学教育的训练，同时还受到戊戌变法以来的新思潮的影响。所有这些，都为李大钊早年的成长以及走向以新学改造旧学，以旧学弥补新学的再造中国道路，乃至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打下了基础。 对于李大钊的早期教育影响最为深远的应当为他的老师、家人和同学，下面本节将考察李大钊在乐亭生活学习时所接受到的家庭教育与私塾教育。
（二）呔商与李大钊的学前教育
李大钊的学前教育是由作为呔商一员的祖父李如珍负责完成的。
李如珍（1827-1907年），年轻时曾作为呔商的一员，在长春、万宝山一带与同为大黑坨村的赵良佐、赵文隆父子搭伙经营商铺，赚了大钱。晚年回归故里，兴修家宅并购买田地。家中较为优越的生活条件为李大钊童年、少年的生活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李如珍虽不能与武百祥、孙秀三、刘临阁、李玉亭、王玉堂等列入杰出呔商行列，但终究是一位见多识广、志存高远、胸怀天下①的成功呔商，呔商的诸多优秀品质，如家国情怀、勇于担当、重义守信、顺势而为等在他的身上都浓厚的存在着。他在看护、照顾李大钊的过程中，如“润物细无声，随风潜入夜”般，将呔商的美好品质渗入到童年李大钊的心田，深刻影响了童年李大钊人格的塑造。
李大钊出生在一个颇为复杂的家庭中。他的父亲李任荣，是大黑坨村李氏家族李如珠的二儿子。李如珠上有一兄李如珍，下有一弟李如璧。李任荣自幼聪慧，喜好读书，尤其受到曾在东北经商的大伯父李如珍的喜爱。又因李如珍膝下无子，只有三个女儿，便与其弟李如珠商议，将李任荣过继给自己为子，这样李如珍便成了李大钊的祖父。
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道：“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姊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教养成人”②。李任荣过继到李如珍家后，即开始跟随昌黎县增广生赵辉斗学习，并于1883年与邻村周家姑娘成婚，但婚后不久，便不幸患上肺结核。1888年夏，冀东地震，因心系亲生父母安危，李任荣不顾自身病情，急忙跑回李如珠家，将其生母从废墟中救出，但由于受到惊吓并过度劳累，不久后辞世。此时李大钊还未出生，故成为了民间所称的“遗腹子”、“墓生儿”。李大钊出生后仅一年两三个月，其生母周氏也因悲痛过度离世。
经历“丧子之痛”的李如珍，对李大钊极为珍爱。根据同村人回忆，李大钊在母亲去世时还未断奶。为了让还在襁褓之中的李大钊能够活下去，李如珍曾试图给李大钊找一奶妈，但接连请了几位，大钊均未吮吸，唯有李如珍三女儿，即李大钊的三姑的奶水能够吃上几口。但三姑碍于李大钊是“继孙子”，并且是将来与她争夺家产的“竞争对手”，不愿意喂养他，还很仇视李大钊。李如珍不顾家人反对，自己充当了李大钊的“奶妈”，将饭嚼碎了喂给李大钊，并让李大钊吮吸自己的乳头③，所以当地都传说李大钊是吃着爷爷的奶长大的。
除了祖父对他疼爱有加外，祖母和三姑都不喜欢这个“继孙子”。根据李大钊长女李星华的回忆，老奶奶“为人憨傻，心地也狭窄，除了她的亲闺女老捡姑子（李大钊三姑）以外，心里什么人也没有了；对她的过继孙子，她连眼皮也没有撩过一下，还嗔着老头子疼孙子④”。
①一般提到胸怀天下，往往指政治家。其实，有作为的商人为了取得可持续的最大化利益，也不能不胸怀天下，了解国际、国内政治、经济风云的变化和社会文化的变迁对消费者需求、竞争态势变化的影响，以便能够抓住机会、规避威胁。
②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6页。
③董宝瑞：《李大钊评传》，秦皇岛：燕山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9-10页。
④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21-22页。
此外，“老捡姑子更恨这个过继侄子，因为她满脑子想的是争财产。她和丈夫王大手厮（绰号）合伙，把老爷爷积攒的一点儿钱给偷走了，还装疯卖傻地要加害于这个父母双亡的过继侄子。” ①悲惨的身世和复杂的家庭斗争充斥着李大钊的童年时期，这让李如珍成为了李大钊年少时的精神灯塔，对李大钊早期的人格培养和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如珍为人正直，爱好读书，人生阅历颇丰。如前所述，他早年在东北与同村的赵良佐、赵文隆父子合伙做生意，在长春、万宝山一带经商，发了大财。后因东北地区土匪横行，再加上年龄渐老，遂放弃东北的生意，回到故乡。根据《华严寺前置买香火地基碑文》记载的“督办人从九品李如珍”可证，李如珍还拥有“从九品”官衔以及“登仕佐郎”官职。根据目前的考证，李如珍的官衔应当是在东北时与赵文隆一起“捐纳”而来的②。李如珍通过捐纳得来了最小的“从九品”官衔，并不是为了自己能够走向仕途，而是为了改善家族的社会地位，光前裕后③。
李如珍在村中颇有威望，能主持公道，乡民们都称他为“李铁嘴”④。李如珍“为人好善积德，心直性耿，廉洁奉公，好抱打不平，常为村中调解纠纷，打井，修庙为群众办事。由于他主持公道，有条不紊，不负众望，颇受乡中父老赞扬”⑤。丰富的人生阅历，使得李如珍能够深刻认识到读书、学习的重要性，再加上乐亭本地重视教育的传统，他非常重视李大钊的早期教育。李如珍深知“孤苗难育”⑥，自李大钊四岁起，便充当起了“家庭教师”的职责，开始教李大钊识字并阅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启蒙书籍。他怕李大钊只会念不会写，不明字义，就把这几本课本上的单字，写在两寸见方的硬纸上，“教他一个字一个字的认或写，并把字义讲给他听。”⑦在李如珍严格而科学的培育下，再加上李大钊肯专心学习，因此进步很快。当李大钊六岁时，“爷爷就抱着他在村中老母庙前读告示，使在场的人惊叹不已。”⑧
纵观李如珍与李大钊的关系，“隔辈亲”的传统家庭观念在这对爷孙身上有非常强烈的反映。但李如珍对于李大钊的家庭教育可谓“规行矩止、恪守不渝”，对品德教育尤其紧抓不松，从不过度宠溺。他常说，“小孩就是一棵小树，必须随时修理枝杈，由他自己去长，怎能成栋梁之材。”⑨李大钊在谷家学馆读书时，有一次放学后没有按时回家，跑到老母庙后面去看人家扔坑⑩，李如珍当即严惩了李大钊。显然，这有助于正直善良、热心助人、重义守信、严于自律等美好品德在幼年李大钊身上的发芽和成长。
①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22页。
②朱文通主编：《李大钊年谱长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9-30页。
③朱文通主编：《李大钊年谱长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9页。
④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16页。
⑤中共河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审委员会编：《李大钊在河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页。
⑥中共河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审委员会编：《李大钊在河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页。
⑦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资料丛书编委会编：《李大钊故居》，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页。
⑧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秦皇岛市委党史研究室合编：《李大钊与故乡》，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9页。
⑨中共河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审委员会编：《李大钊在河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页。
⑩“扔坑”是一种民间游戏，也被当地赌徒作为常用的赌博方法。
古人云：言传不如身教，身教不如境教。李如珍的这种“刚正不阿、克勤克俭”的价值取向，对于尚未形成自我思想体系的幼年李大钊来说，便成为了李大钊早期价值观的缩影。 虽然李如珍前半生的主要身份是以呔商为主的士绅，但从已有史料和回忆录来看，并没有证据证明李如珍试图让李任荣和李大钊走上为广大民众提供物质产品而发家致富的呔商之路，而是支持并教诲自己的子孙读书，希望日后走上仕途，即“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道路。李如珍常对李大钊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①，他通过捐纳得来的官衔和官职，也是为子孙日后考取功名时能够提供相应的支持与帮助。显然，李如珍个人的价值取向并没有跳出“学而优则仕”、“君子谋道不谋食”的传统思想观念，却符合当时一般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即让最优秀的子孙读书科考，提高家族声誉，而让一般资质的子孙经商、务农和从军，延续家族血脉。这样的思想观念虽然存在着诸多弊病，但却在近代化的过程中，随着科举制度的消亡而革除了其中消极的读书只为做官的思想，留下了重视教育，重视读书的积极一面，这也正是1919年李大钊对家乡大黑砣学校题词所讲的“学校造人才为改造社会，读书为做事不是为做官。”②同时，也正得力于李如珍的严格督促，才开拓了李大钊的视野，使他从国内外的书本中得到了一般人不明白的许多道理，从而为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乃至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做了知识和理论的储备。
东北经商的经历，使李如珍关心国家大事。他时常讲述一些国家大事给年幼的李大钊，由此逐步培养起李大钊的家国情怀和勇于担当、志存高远、为国家民族而奋斗的社会责任感。根据李大钊的表姑薛范式回忆：“那时，我大舅（指李如珍）时常给我们讲起他过去经历的事情，讲当时社会上的新鲜事儿，洋人怎样欺负中国人，中国的皇帝多么无能，中国就要不中了，要让洋人占了等等。我大舅还告诉我们，中国人要不让洋人欺负，就得向洋人斗争，可斗争就得要有能人领导。我们当时问老人家：‘能人是怎样的？’‘文武双全，就是有知识，有武艺呀！’”③这些朴素的爱国主义教育对李大钊影响很大，印证了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所说的“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④
从事李大钊思想研究的日本籍教授后藤延子在参观李大钊故居纪念馆时，曾留下“李如珍庭训伟大，李大钊革命到底”的评价⑤。可以说，李如珍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爱国爱家、重义守信、勇于担当、顺势而为等呔商精神，深刻影响了李大钊人格的塑造。而严格的庭教与爱国主义教育也为李大钊树立了良好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同时，正得力于李如珍严格的早期教育，让李大钊初入私塾时便能够适应私塾先生们严厉的管教，不仅没有产生厌学的心理，反而更加刻苦学习，给自己打下了坚实的儒学底蕴。
（三）呔商与李大钊的学校教育
乐亭本身所具有的重视教育的传统，加上呔商的雄厚资金实力，极大促进了乐亭县教育的发展。进入20世纪后，受到晚清新政和民初鼓励发展新式教育的影响，呔商的教育观念也逐步由办专馆私塾到办新式学校。据《乐亭县志》记载，20世纪30年代初，全县有私立小学143处，占全县小学总数295处的49%。
①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秦皇岛市委党史研究室合编：《李大钊与故乡》，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9页。
②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秦皇岛市委党史研究室合编：《李大钊与故乡》，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50页。
③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资料丛书编委会编：《李大钊故居》，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8页。
④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0页。
⑤董宝瑞：《秦皇岛思绪》，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4年，第149页。
私立小学人数7609，占全部小学学生总数15993人的48%①。 显然，正是在这块得到老呔商人物质上的大力支持和精神上“随时代以相演进”、追求现代文明的教育沃土上，李大钊童年和少年受到了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的熏陶，为后来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奠定了基础。 1896年，在经历了祖父李如珍的学前教育后，刚七岁的李大钊先后进入谷家、张家和宋家所开办的私塾，跟随单子鳌、赵辉斗和黄玉堂三位先生接受了儒家传统《四书》、《五经》的学习。李大钊所就读的三家私塾均是由富户人家聘请塾师，教授自家子弟的“族馆”②。其中，前两家私塾，均由在东北经商发迹的呔商家庭所设。
谷家是当时大黑坨村的四大家族之一，私塾主人谷宗海早年在东北经商，是呔商的一员，后年老回到老家。为供自家子弟读书，他办起了私塾，并聘请单子鳌为塾师。谷家与李大钊家是世交，谷宗海更与在东北经过商的李如珍交好，因而李大钊得以入谷家私塾读书。
张家专馆则是由呔商世家张玉相为其长子张春回所办，并聘请赵辉斗为塾师，李大钊是在赵辉斗先生的力荐下以伴读的身份到专馆学习的。张家自张希孔于乾隆末期出关至船厂（今吉林）经商而发迹。张玉相虽然出生纨绔，但却有着为人正直，仗义疏财的品质。光绪二年（1876年），乐亭遭遇大旱之年时，张玉相开自家粮仓用以赈灾。张玉相还积极协助官府剿灭乐亭境内的黑帮组织，组织当地民众对抗海盗，被乐亭人尊称为“黎庶公仆”③。
1896年，李大钊在谷家私塾跟随单子鳌先生学习。单老先生是晚清秀才，长期任教于谷家私塾。这期间，李大钊认真遵守私塾的规定，刻苦学习，是单老先生最得意的门生。由于李大钊成绩优异，单子鳌便建议他跟随更为优秀的老师继续深造④。1899年，李大钊在张家私塾跟随“增广生员”赵辉斗先生学习。赵辉斗原为李大钊父亲李任荣的老师，与李大钊妻子赵纫兰家中为世交。他在求学的道路上曾得到李大钊岳父的支持，因而对李大钊格外垂青和照顾。古稀之年的赵辉斗本应挂鞭，但念及与李、赵两家的渊源，故在李大钊结婚前后（10岁），应聘到小黑坨张家专馆，并劝说张家允许李大钊以伴读的身份到专馆学习。在赵先生的教导下，李大钊可通读《四书》、《五经》，成为了当地有名的文童⑤。
在1902年的童试中，李大钊顺利通过了县试，但却因“污卷”，即不小心弄脏了考卷⑥等原因未通过府试。此时赵辉斗年事已高，便将李大钊推荐到乐亭县城北井家坨举人宋森荫家开设的宋家学馆学习，师从在当地更有声望的“优贡”黄玉堂门下，继续攻读《四书》、《五经》，为三年后的童试做准备。
宋氏家族是乐亭县的名门望族。民国版《乐亭县志》曾专门记载了其六代谱系。宋廷荫、宋广荫、宋森荫同胞三兄弟先后中举,其中宋广荫还是同治十年辛未科(1871)第三甲第八十一名进士，被誉为“同胞三孝廉”。宋举人儿子辈排元字,即宋廷荫子倬元，宋广荫子伟元，宋森荫子僖元，也全部顺利通过科考取得生员资格。宋举人孙辈排毓字,分别是毓璇、毓瑛、毓琦、毓璐、毓璘、毓琨、毓璋、毓璞、毓琥、毓璥。他们和李大钊同辈,是李大钊在宋家学馆读书时的同窗。他们学业各有所长,其中毓瑛高等警官学校毕业、毓璘读保定讲武堂, 毓琦、毓璋、毓琥留学日本,分别在日本帝国大学明治大学、日本大学毕业。
①乐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乐亭县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536页。
②乐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乐亭县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533页。
③何宗禹，姚媛媛：《乐亭历代名人选》，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5-36页。
④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秦皇岛市委党史研究室合编：《李大钊与故乡》，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41页。
⑤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秦皇岛市委党史研究室合编：《李大钊与故乡》，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45页。
⑥“污卷”为弄脏了考卷，目前已有文献中提到的李大钊第一次府试未通过的原因均为“污卷”。
宋伟元与其子宋毓璋、侄宋毓璐和李大钊共同就读北洋法政学堂政治经济科,宋毓璋还与李大钊还同期赴日留学。① 李大钊在上述三家学馆学到的不仅是照本宣科的传统文化教育，还因科举考试中写好策论的需要而必须与时事结合，客观上起到了了解社会、影响社会的作用。李大钊在宋家学馆学习时，年终考试完毕，曾与同学探讨清政府正在进行的“新政”，引起黄玉堂先生的关注，认为这解决不了满族人对各民族的压迫和剥削，遂讲起太平天国所倡导的“天朝田亩制”中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故事②。年仅14岁的李大钊听后，便想日后“效法洪秀全”。此时的李大钊固然未对太平天国运动具有理性的思考，但却也体现出清末民初之际，时局动荡之时，心怀燕赵侠气的李大钊心中对于没有压迫的理想社会制度的向往。
1905年秋天，李大钊顺利通过县试和府试。正准备院试时，清政府实行新政，“废科举，兴新学”，于是对当年童试中成绩较高者，改招为中学堂学员。李大钊遂入永平府中学读书。永平府中学堂位于永平府所在地——卢龙，是一座历史和文化源远流长的古城，是古孤竹国都，伯夷叔齐让国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永平府中学堂由原敬胜书院改办而来，其课程设置和管理都有着新旧教育模式结合的特点，其课程分为两部分：一为传统的中学课程，包括经学、文学、史学等；二为西学课程，包括如数学、格致、英文、外国史地、体操等③。如果说1905年废科举前，李大钊大量的精力要放在传统经史之学的学习中，很少有精力研习西学，只能间接地关心社会，心忧民生，那么废科举后由于没有了参加科考的压力，加上所学课程泰半是西学，因而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为国分忧、为民解难的探索中去，这也是为什么当时接受新式教育的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多的原因。再加上永平府中学堂处于治所重地，易于接触各种社会见闻，这使得李大钊改造社会的思想日趋加深。“受课之余，最喜康梁文字，手把一编，日无暇息”④，标志着李大钊的求学正从传统的旧学向现代新学转变。
在永平府中学堂，李大钊结识了比他年长六岁的蒋卫平⑤，并从蒋处了解到了许多他在家乡苦读时没能了解到的社会情况，救国救民的认识发生了飞跃。“钊感于国势之凌夷不振，颇起深研政治以期挽救民族之思想。遂与二三同学，乘暑假之便，赶天津投考学校。”⑥按清廷规定，中学堂修业五年可顺利达到仕途，但李大钊为实现自已“再造中华”的远大理想，不等从永平府中学堂毕业，即于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学堂⑦，
①刘晓艳：《李大钊与宋家学馆》，《党史博采》（纪实上），2016年第7期。
②王艳萍：《李大钊与唐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10页。
③朱文通主编：《李大钊年谱长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57页。
④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秦皇岛市委党史研究室合编：《李大钊与故乡》，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82页。
⑤蒋卫平（1883-1909年），出生于河北省滦县的一个武林世家。因敬仰在戊戌变法中慷慨就义的谭嗣同，故自号“慕谭”。1905年考入永平府中学，与李大钊结为无话不谈的挚友。同年夏天，蒋卫平弃武从文，进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前身）学习，深得冯国章赏识。后辗转来到东北，秘密加入宋教仁建立的同盟会辽东支部，积极投身于反清革命运动。1909年，蒋卫平赴沙俄境内就江东六十四屯和红梦河金矿归还中国的事宜与沙俄政府进行谈判，在船上被沙俄士兵暗杀，牺牲时年仅28岁。见： 刘向权主编：《滦河流域历代名人》，北京：中国工商出版社，2009年，第127页。
⑥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6页注释5。
⑦天津北洋法政学堂是袁世凯为推行新政而建立的一所学校。作为晚清少有的具有改革思想的政治家，袁世凯认为，清政府要实行立宪，就一定需要法政人才。为此他派幕僚黎渊（日本中央大学法学士）、稽镜（早稻田大学政治学学士）仿照日本法政大学建立了天津北洋法政学堂。
系统学习法政诸学和英、日语，“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志趣亦日见腾高。” ① 1913年法政学校毕业后，李大钊“仍感学识之不足”，同时接到了在日留学的乐亭同乡邀他到日本读书的来信，“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东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②这里需要讲一下，李大钊决定赴东瀛深造，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和相熟的老呔商人的资助，毕竟出国留学要花不少的一笔钱，但后来这笔钱由非常欣赏李大钊才学的汤化龙和孙洪伊出了，他们联合资助李大钊去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不过这也正反映出李大钊才华横溢，救国救民心切，得到了同样留学归来的社会名流的欣赏。③正是在早稻田大学，李大钊受到日本著名社会主义学者安部矶雄、河上肇的深刻影响，比较系统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留东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④
1905年废科举前后两段截然不同的教育经历，使李大钊既熟悉传统，又了解现代，由此形成了用西学改造旧学，反对封建专制，“再造中华”的思想，为后来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并进一步的本土化打下了基础。
三、呔商对李大钊革命事业的支持和李大钊思想对呔商的推动
1916年，李大钊从日本归国后，立即参与到倡导新文化的运动中去。他和陈独秀、鲁迅等人改造旧中国的决心和激情，有力激发了当时中国青年的蓬勃朝气和进取精神。在李大钊为革命事业奋斗的同时，身怀爱国精神的杨扶青、李祥年、王芳田和刘次玄等一众老呔商人也在通过人力、物力等多方面支持着李大钊；而李大钊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强烈的革新精神和“劳工神圣”观念也推动着呔商经营思想境界的提高，有助于其完成从传统商人向现代商人的转变。
（一）呔商支持李大钊的革命事业
呔商对李大钊革命事业的支持，主要表现在财力和人力的大力投入上。
1924年6月，中共决定派李大钊率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当时北方党组织缺乏经费，李大钊闻知此事，便秘密来到昌黎，联系到了既是乐亭老乡，又是留日同学的挚友——近代著名实业家，昌黎新中罐头公司的董事长杨扶青，杨扶青得知李大钊的来意后，随即开了一张字据，请李大钊到哈尔滨分庒提取500银元。当时抓捕李大钊的风声很紧，危难之时，杨扶青不仅倾囊相助，还亲自护送李大钊上了从昌黎到哈尔滨的火车。
李大钊到了哈尔滨后，由同为乐亭籍的李祥年和王芳田负责接应。李祥年是李大钊的族兄，21岁逃荒到东北谋生，在王芳田和其他同乡的帮助下，在哈尔滨外八站开了“宏昌远牛肉店”，并经常与回族和俄国人打交道，学习了一些俄语。王芳田是乐亭瑶各庄村人，于20世纪20年代离家来到哈尔滨经商。王芳田此前从未见过李大钊，但却深受李大钊诗文的启发。在初次见到李大钊时，便决定帮助李大钊，让李大钊住在自己店里，以掩护李大钊的行踪。同年11月，李大钊从莫斯科回国后途径哈尔滨，又在王处短暂停留。根据王芳田回忆，李大钊返回哈尔滨后向他介绍了俄国的情况，说道“工农当了家，中国革命非走俄国人的路不可！”⑤
①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6页。
②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6页。
③孙洪伊是北洋法政学堂的创始人之一，很欣赏李大钊的才能，并向众议院院长汤化龙（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推荐。汤化龙“爱才如命”，叹李大钊“敏而好学，不慕荣利”，两人遂联合资助李大钊“东渡，俾精研学术，以成其志”。
④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6页。
⑤中共河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审委员会编：《李大钊在河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13页。
1927年，李大钊壮烈牺牲后，汀流河刘家的第六代传人刘次玄积极为李大钊烈士收尸并发起善后募捐。刘次玄认识李大钊，佩服他的道德文章，认为乐亭出了这么一个大人物，是全县的光荣。李大钊牺牲后，他不顾白色恐怖，联合乐亭同乡以及学界名流梁漱溟、白眉初、李凌斗等出面收尸，并积极发起为李大钊的善后募款，在乡里传为美谈。刘次玄这么做，不仅仅有乡党情谊的因素，更有认同李大钊的反帝反封建思想，并高度赞赏李大钊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慷慨赴义的因素。这是因为，不反帝，不做到国家独立、关税自主，民族工商业就不可能有大的发展；不反封建，不废除有碍于工业化进行的旧制度，民族工商业照样不能发展，中华民族陷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中而难以自拔。李大钊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思想反映了广大呔商的心声。
除刘次玄外，杨扶青也在李大钊被捕后积极设法营救，李大钊牺牲后，他不顾危险去北平帮助料理后事。晚年时，杨扶青时常对人说，他之所以能为革命事业做工作，与李大钊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李祥年则在李大钊遇难后，积极资助李大钊子女①。
部分资助过李大钊的呔商简历:
杨扶青(1891-1978), 著名呔商杨焕亭的长子，1912年考入直隶水产学校，与时在天津北洋法政学堂读书的李大钊结识。1917年毕业后被选派为官费生，到日本东京水产讲习所学习。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和毕业于南开中学的童冠贤、高仁山、刘东美等发起了以“联络感情，砥砺品行，阐明学术，运用科学方法，刷新中国”为宗旨的留日学生团体——新中学会。1918年，周恩来加入学会，与杨扶青成为好友。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等创立了少年中国学会，新中学会与之结为友会。1920年，杨扶青年在盛产水果和海产品的昌黎县创办了新中罐头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以新中学会名称命名，用学会“赤心”会徽作商标，表达了“赤胆忠心、为国为民”的意涵。杨扶青对李大钊从事的革命活动非常关注，一再对李大钊表示，有需要他之处，一定鼎力相助。为了便于联系，他亲自把李大钊的一亲属安排到公司做职员，为其跑交通。新中国成立后，杨扶青积极参与到建设祖国的事业中去，先后担任河北省农林厅副厅长、商业厅副厅长和水产局局长作。1960年，周恩来总理邀请杨扶青到北京，负责领导全国水产事业。1965年1月，被任命为国家水产部副部长，为中国水产事业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李祥年(1882-1954), 李大钊的族兄。根据《青冈县志》记载，李祥年与李大钊感情较深，虽身处两地，但仍然保持联系。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李祥年也积极响应革命工作，后来还为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抗美援朝提供了许多经费。建国后，李祥年被选为青冈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县政协副主席、青冈县人民政府委员。还被选为黑龙江省第一届政协委员会委员、省政府委员会委员。
刘次玄（1905-1959），益发合商号和益发银行的投资股东，刘家“二少东家”。刘次玄有革新思想。1938 年 5 月，益发合在日满的压力下决定改组为益发合株式会社。当时刘家许多人不愿意改独资企业为股份制公司，同时因顾虑风险也不愿意增加投资。刘次玄坚定的表示，“吸收外资成立株式会社，是企业经营的需要，亦是大势所趋，又符合刘家的长远利益。”在他的不断劝说下，益发合成功改制。刘次玄为人正直，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1932年，伪满洲国政府建立后，随着日伪政府对东北资源的掠夺愈发加紧，一些东北的民族工商业者，如裕昌源的东家王荆山、四平“义”字号东家赵汉臣等为图生存而倒向日满政府。反观益发合的东家刘氏家族，却始终拒绝关东军入股益发合，没有与日伪政府同流合污，尽最大的可能保全了呔商的民族气节，是东北民族工商业中的一股清流。
①《青冈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青冈县志》，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65页。
解放后，作为益发合股东之一的刘次玄还积极推动益发合走上公私合营的道路，为东北民族工商业的改革起到了示范作用，并先后任长春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工商联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等。 以杨扶青、李祥年、刘次玄为代表的呔商，所以大力支持李大钊及其革命事业，最根本的原因是李大钊激进的反帝反封建思想与呔商在东北长期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压迫，迫切要求发展工业化的政治诉求产生了共鸣。须知，呔商到东北贸易，主要开展华北、东北的关内外贸易以及与俄国、日本的贸易，既受到俄国、日本等先进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影响，更受到帝国主义列强不平等条约和关税不能自主的压迫，因此有打倒帝国主义，争取民族平等的追求。而要取得反对帝国主义的胜利，就得短时间内提高国家实力，为此就要求反对封建专制，采取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所有这些，跟中国共产党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张相契合，因而得到了呔商的大力支持。
再进一步分析，为什么国内各地域的商人中，呔商会产生非常强烈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这就不能不讲到呔商以华北、东北、俄国四、日本为中心的东北亚地理因素的作用。毕竟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略北京、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等，其主要战场在东北和华北，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民族情感等造成的冲击性、破坏性、屈辱性，对中国人刺激之烈、之痛远甚于其它事件和地区（其中包括日俄在帝国主义列强中更恶劣的残暴性、野蛮性因素），这也使得呔商的反帝思想较之华南、华中地区的商人更为强烈。在呔商受到日俄帝国主义侵略严重影响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华中、华南、江南的商人则处在比较太平的环境。尽管这之前也受到战争的影响，但主要是长达十四年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影响，至于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他们的直接影响并不大，反而使他们得到了沿海沿江开埠所提供的与世界市场紧密联系的商业机会，这也使得华南、华中、江南商人受欧美浸润更深，趋向于在稳定的环境下自由发展经济，而呔商则受日俄影响甚巨，尤其伪满洲国建立后对东北资源的严格统制，严重压缩了呔商的生存空间，驱使他们逐渐走上了激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势力的道路，希图利用强大的国家政权力量大力提供交通通讯、水利灌溉、国防、教育卫生等公共品，推动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二）李大钊思想对呔商的影响
李大钊对呔商的影响有直接推动的一面，如对相熟的呔商杨扶青等，但更多的是间接推动，即对武百祥等大量素不相识的呔商无形的精神影响。鉴于陈独秀、李大钊等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强烈的革新精神和“劳工神圣”观念代表着中国20世纪的发展潮流，呔商也本着“随时代以相演进”的原则，努力将其贯彻到企业经营中，这推动了呔商经营思想的进步，对其改革旧商业、建立新商业，完成从传统商人向现代工商业者的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大钊的挚友杨扶青受到新文化运动关心庶民生活，发展平民教育的影响，在管理“新中公司”的过程中，兴办“新中小学”和职工业余学校，招收职工子弟和附近居民儿童免费入学。他还是昌黎汇文中学和乐亭汀流河（刘家）尚义女中的校董，并于1924年参加了黄炎培联合教育界、实业界认识创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任常务董事，对推动爱国民主运动，促进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至于与李大钊素不相识的武百祥，则在李大钊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的革新精神和“劳工神圣”观念的影响下，在同记工厂挂出了“劳工神圣”的牌匾，并作为厂训①。他说，“我的主义就是提高店员、工人文化水平，改善工人生活，并影响全中国。”②
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部：《黑龙江省文史资料 第26辑 武百祥与同记》，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0页。
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部：《黑龙江省文史资料 第26辑 武百祥与同记》，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3页。
武百祥特别注重同记职工的福利设施建设和福利待遇的完善，首先从改善工人衣食住行和卫生条件做起。旧商家的伙食，平常全是高粱米饭，一菜一汤。过年时，只有初一、初八、十五三天换饭。而同记从腊月23日开始换饭，到正月十五，全是细粮，大米白面，四样菜，每天不重样。平时节日、星期天也改善生活，每人保证半斤肉。对职工从本店购买商品实行优待，按成本价或九折销给。职工做衣服、鞋帽不收加工费。尤其工人往家里汇款不收汇费一事①，广受员工好评。为了方便职工看病，武百祥设立“同仁医院”，有两名医生，5名护士，其中一名医生是从北京协和医院请来的著名医师。除了吃中药自己花钱外，其他一切医疗免费，其中包括家属②。 其次，从改善工人待遇进一步走向改革分配制度，向基层员工倾斜。在《大罗新政策》一文中，武百祥明确提出本店的政策是利公司、利劳资、利顾客、利同业。其中，在“利劳资”一条中，他提出“要在公司章程内，明定规条，无论股东职员所得的红利项下均拨出一部分滚存入股，久之使劳工变为资本，职员尽成股东，而原来的股东权利，既日见增加，新加入的股东利益亦日见进益，劳资两方面既得均衡，则公司事业愈加巩固矣。”③1926年，武百祥仿照西方资本主义的公司制（同记于1937年方建立起规范的股份制公司），建立东伙权利义务条约，分配方式改“份子制④”为“提成制”，改“年薪制⑤”为“月薪制”。规定：年终结算一次，若挣了钱，从纯利中拿出一成做慈善，余下的由股东按东六西四的比例分配，即东家六成，执事们（高级管理人员）四成。每月所得薪俸扣20%于柜上储蓄，年终东西双方所得红利，准许支出一半，剩下一半也放在柜上储蓄。东西双方储蓄达到规定之数时全部入股（亦称“滚动入股”）。及至1937年同记商场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股东由武百祥和赵禅唐两人增加到 141 人，约占当时公司职员总数的 40%，向“人人是股东”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从旧式东伙制度转向近现代企业的股份制，表明了武百祥坚决改革旧商业的决心。旧式东伙制度的最根本弊端便是企业不能可持续发展，原因是旧式制度仅有财东一家出资确定企业经营的总资本，掌柜们则以自己的经营才能作为“人力股”入股，这极大地限制了企业经营的规模；其次，旧式企业（商号）的分红具有周期性，且不具有留存特征，而一旦经营亏损，财东还要负无限责任，这不仅提高了出资人的风险，也使企业经营难免带上短视特征。而被称为人类最伟大发明的股份制，则解决了上述弊端，不仅扩大了企业资本规模，也使企业具有长期可持续的资金来源，经营更加合理。股份制虽在西方社会产生许久，但植入中国社会却是洋务运动以后的事情。武百祥以及同为呔商的孙秀三正是在新文化运动革新精神的影响下，在日、俄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示范和竞争压力下，毅然打破路径依赖，从传统的独资或合伙商号逐渐改制成为股份有限公司的。
在提高工人物质生活的基础上，武百祥也注重提高工人的精神生活。他认为，“当时社会上的手艺人文化知识差，思想鄙陋，品德不良，难以依靠他们振兴实业。
①同记的员工，大多是乐亭人，每年都要向家里汇钱。旧商家汇钱都要内贴回水，起初占16%，后来升到20-25%，这样工人一年所得，汇到家的只能占收入的80%左右。武百祥经过与哈尔滨东三省官银号协商，工人往家里汇钱不加汇水，而是在规定时间兑换天津大洋汇款，汇多少家里就能得多少。
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部：《黑龙江省文史资料 第26辑 武百祥与同记》，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3-134页。
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部：《黑龙江省文史资料 第26辑 武百祥与同记》，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42页。
④在旧式商号，做了掌柜就可以以人力股身份参与分红，被称为吃份子。按照呔商的制度，三年一分红。
⑤在旧式商号，正式雇佣的员工挣年薪，被称为吃劳金。
于是他决心提高工人素质，改造工人生活，引导他们学习向上。”①他在工厂设置图书室、阅览室、游艺室等丰富职工文化生活，并开设了俱乐部，购置了鼓号乐器，经常举行歌咏会。在节日期间，尤其每年的春节，召开同乐大会（联欢晚会），演出音乐、游戏、双簧等节目，还从乐亭老家请来名演员唱戏，耍杂技、唱皮影，既满足了工人乡愁的需要，也保持了跟家乡文化的密切联系。 尽管武百祥和李大钊并不认识，但他无疑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呔商中最具有革新精神、最注重提高职工生活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的企业家，被誉为“商业维新家”②。据有关史料记载，武百祥在哈尔滨的基督教堂中，结识了一位名叫毕道三的朋友。“因为他常说某某基督徒怎样办，某国某企业是怎样办”③，于是武百祥下决心在工厂中进行实践。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新)教徒，马丁·路德改革后的基督教确实对武百祥产生了深刻影响。他把基督教中“行善”、“博爱”、“仁慈”中有利于工厂发展的思想与同记的实际情况结合了起来，制定了同记章程——类似于今天的企业文化，用以统一大家的思想，规范大家的言行。表面上看，武百祥关心工人物质和精神生活是在教堂受到朋友的影响，但“行善”、“博爱”、“仁慈”在实践中如何表现，还要受到时代精神的体现。而李大钊等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强烈的革新精神和“劳工神圣”观念无疑是最强烈的时代精神，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
1917年6月，李大钊的挚友、同为乐亭同乡的邓洁民④从日本留学归国，“目击吾国学术不振，人才之萎弱，惄然忧之。”⑤经母校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介绍（张伯苓写了介绍信）认识了同为乐亭同乡的武百祥。武百祥对邓洁民的办学计划非常感兴趣，认为“当时的商业领袖大半是没有受到商业知识训练的，是一些顽固的旧商人，当时惟一的希望就是有一个商校，培养造就一批具有新知识的商业专门人才。”⑥双方一拍即合，这就是由武百祥出资，邓洁民做校长的哈尔滨东华商校的由来。邓洁民在天津南开求学时的挚友周恩来曾于1917、1920年两次跋涉几千里到哈尔滨看望邓洁民⑦。
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部：《黑龙江省文史资料 第26辑 武百祥与同记》，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77页。
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部：《黑龙江省文史资料 第26辑 武百祥与同记》，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1页。
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部：《黑龙江省文史资料 第26辑 武百祥与同记》，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2页。
④邓洁民（1890—1926），原名邓居文，祖籍河北省乐亭县，1890年6月15日出生于吉林省宾州厅城里（今黑龙江哈尔滨宾县城）。少时读私塾、学习俄文。1912年考入南开学校，与周恩来同窗。1914年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与李大钊同学法政。1917年6月邓洁民从日本回国后。1918年4月1日在武百祥的支持下创办哈尔滨东华商校，效法南开办学方式，教员也多聘请南开毕业的同学，学生成绩优异，誉满哈尔滨。邓洁民在东华商校积极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帮助了许多借道哈尔滨前往苏联学习的共产党人。邓洁民如此热心地支持马克思主义，源于他本身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他熟练掌握日、俄、英三国语言，客观上为邓洁民在阅读和学习马克思主义文献创造了条件。1926年4月16日病逝于天津。
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哈尔滨文史资料第10辑》， 1986年，第22页。
⑥杨占国主编：《走近武百祥》（内部资料），2010年，第29页。
⑦第一次是1917年去日本留学之前，周恩来到哈尔滨来帮助邓洁民规划筹建东华商校；第二次是在1920年去法国勤工俭学之前来哈尔滨向老朋友辞行，同时讨论怎样办好东华商校。
邓洁民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为启迪商人的觉悟，他专门写了一部《实业魂》的话剧，这是哈尔滨最早的话剧，得到武百祥的大力支持，于1918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四）在哈尔滨商会礼堂演出，观看者一千多人，产生了非常广泛的社会影响。受《实业魂》的激励，武百祥还和邓洁民及其他志同道合的商人成立了哈尔滨国货团，并于1920年率领徐信之等人赴国内各大商埠和日本进行考察。路径天津期间，武百祥专门拜访了老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两人都为彼此在不同领域取得的不凡成就而高兴，相约为国家民族的振兴不断努力。 而哈尔滨是当时中国最具有国际化风范的城市，更是受苏俄影响最大的城市。十月革命后，中东铁路成为东北地区中俄工人联合反抗沙俄残余势力压迫的地区，并形成一条传播十月革命火种的“红色丝绸之路”。至于武百祥的同记商场、大罗新寰球百货店所在的正阳街曾经发生声援北京“五四”运动的爱国运动，由他投资、邓洁民任校长的东华商校则是哈尔滨声援北京爱国学生运动的领导者,此后更进一步扮演着“红色驿站”的角色，成为了国内外革命志士前往苏联的联络点。1921年初，张太雷途经哈尔滨前往伊尔库茨克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临时书记，经李大钊介绍，张太雷在哈尔滨时便住进了东华商校，并在邓洁民的帮助下，顺利前往苏联①。此后，张太雷每次前往苏联，均住在东华商校。随后，李大钊又介绍刘清扬途径哈尔滨赴苏，也是由邓洁民代为办理出国手续。可以想见，通过东华商校的邓洁民，武百祥和李大钊应该是相互有所了解的。可惜的是1922年春，邓洁民作为哈尔滨市代表，去北平交涉中东路地亩问题，因在中央公园演说，抨击东北时政，被张作霖当局下令通缉。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邓洁民化名马天民，在天津隐居起来，从此未返回东北，这也使得武百祥和李大钊无缘相识。1924年李大钊途径哈尔滨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时，还曾专门探访邓洁民创办的东华学校校址，李大钊对李瑞景不无感叹地说：“如果邓洁民在这里，我们这次哈尔滨之行，就不会麻烦你了。”
如前所述，武百祥为提高员工文化水平，在工厂设置图书室、阅览室，订阅了大量的刊物，其中有宣传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新生活》等。有一次，武百祥去工厂阅览室，看到《新生活》上有一篇署名孤松的短文《‘双十’与‘五四’》：“‘双十’与‘五四’这两个数，在算术上是相等的两个数。这两个日子，在中国革命史上是有同一价值的纪念日。真正奇巧”。武百祥对这篇短文充满好奇，认为这两个数字确实奇巧，再一打听，发现作者是乐亭同乡李大钊的笔名，遂更加欣喜②。这是笔者目前发现的不多的一则有关武百祥与李大钊交集的资料。
凡此种种，都使得武百祥产生“劳工神圣”思想并不偶然。这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旧道德、旧文学，全社会注重庶民力量的体现，也是“劳工神圣”观念在全球风起云涌的体现。
而在坚定地推动中国进步，不怕付出牺牲方面，李大钊和武百祥的心是相通的。1919年11月，李大钊在著名的短文《牺牲》中指出，“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③这反映出李大钊为了民族的独立、人民的幸福不惜献出生命的决心。而武百祥在《大罗新政策》中也斩钉截铁的表示了坚定革新的决心，“如改良能够成功，则是给后进的划开一条路线。倘不幸失败，则不啻挡路掘开一个陷阱，使后进者均相戒裹足，引为畏途矣，这是何等重大的责任。”④
①张福山，张文芳：《邓洁民事迹述评》，《北方论丛》1990年第4期。
②杨占国主编：《走近武百祥》（内部资料），2010年，第37页。
③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4页。
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部：《黑龙江省文史资料 第26辑 武百祥与同记》，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37页。
四、结语
在呔商雄厚的资金支持下，“慷慨悲歌”、“急公好义”的燕赵文化通过“冀东三支花”对李大钊早期人格和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燕赵爱国情怀影响并贯穿着李大钊的一生。而呔商充足的资金、宽阔的国际视野和乐亭重视教育的传统观念相结合，则为乐亭兴办了更多的私塾（学校）、吸引了更加优质的师资，不仅为李大钊日后顺利通过府试、进入永平府中学以及考入天津法政专门学校、赴早稻田大学留学等打下了扎实的学术基础，更培养了李大钊在中外思想文化的碰撞下进行理性的辩证思考的能力，最终形成了激烈的反帝反封建，为广大劳苦大众谋利益的马克思主义的爱国主义思想。当李大钊坚定的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而奋斗时，呔商又为李大钊的革命事业提供了长期的资金赞助和其他多方面的支持，并在李大钊去世后操办后事，资助李大钊的家属等。
综上，李大钊早年良好的人文、教育环境离不开呔商在背后的大力投入，而呔商在东北经商所练就的国际视野以所怀抱的朴素的反帝反封建思想，则推动着李大钊走上坚定的以西学改造中学，“再造中华”的道路，直至成为与陈独秀、胡适、鲁迅齐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反过来，李大钊深厚的学术素养，以及所倡导的具有激进的反帝反封建色彩的新文化运动精神，则推动着呔商思想境界的提高，鼓励他们走上“随时代以相演进”，改革旧商业、建立新商业的道路。五四运动后的呔商，不仅注重提高劳工待遇，兴办职业教育，而且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满残酷的经济统制下仍恪守“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气节，直至通过公私合营最终走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本文发表于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研究》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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